青年用户算法感知中的技术意识和社会意识——基于用户主体性视角的分析

每个媒介时代都有特定的技术意识，用户媒介实践是技术意识的重要生成土壤。青年群体的新媒介使用经验较为丰富，他们在实践中形成的算法感知，是透视技术意识和社会意识的棱镜。算法感知，即用户在算法实践中所进行的对算法运作逻辑的理解和推理。研究发现，青年群体在技术、应用、商业等层面理解算法，这反映出效率至上、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技术意识。在具体的算法实践中，青年群体的算法期待与偏差也呈现了技术意识和社会意识，如实用主义与多元正确、隐私感知与隐私意识、技术发展与个人发展、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人性弱点与商业文化、算法客观性与价值观等。这些意识一定程度上是算法语境下用户主体性建构的重要面向。     

权力的隐含面相：“结构—能动”性权力观

从调和结构与能动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来探究权力现象已逐渐成为当下探讨权力问题的趋势之一。对权力概念及内涵的深化研究，将有助于从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层面，推进国家治理基础理论的构建。由于对结构与能动两种因素的侧重不同，出现了结构主义权力观和意图主义权力观。卢克斯和布迪厄试图结合结构与能动两种视角来展开对权力的讨论，但并未成功，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则为调和结构与能动的对立提供了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支撑。自吉登斯之后，研究者们或重视结构要素，或重视能动性要素，但都强调在分析权力现象时不能偏废结构与能动中任何一个要素。总之，权力的结构与能动的两个面相之间也同样存在一种辩证互动的关系，在将来，学者们可能需要从更具整合性的结构—能动视角出发来探讨权力现象。     

“宏大叙事”与“切身利益”:政策接受度的多层次比较分析北大核心

政策接受度是影响公共政策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理解公众政策接受度的认知规律,对于从理论上揭示公共政策有效性的底层逻辑、从实践上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并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都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对政策接受度的概念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并着重探讨了政策接受度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区分政策接受度的不同层次,也尚未解释不同层次政策接受度形成机制的差异。基于此,论文以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政策情境,对公众政策接受度的不同层次——基于“宏大叙事”的抽象接受度与基于“切身利益”的具象接受度加以区分,并对不同层次政策接受度的影响因素与认知特点展开比较分析。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在社会信用体系政策场景中选择个人与社会两个层次的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作为自变量,通过OLS回归等分析方法,探究其对抽象与具象政策接受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政策的抽象接受度总体显著高于具象接受度;抽象接受度同时受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的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的影响,而具象接受度只受个人层面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的影响。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公众基于“宏大叙事”对政策的抽象认知受到理性与道德的共同作用,而涉及“切身利益”的具象接受度则仅受理性影响。作为微观个体,公众既是期盼社会诚信水平得以提升的“社会人”,也是担心隐私泄露的“经济人”。抽象接受度体现出微观个体同时衡量个体与社会的风险收益的“社会人”特征,而具象接受度则体现出微观个体受访者基于纯粹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人。研究结果揭示了在政策议题中公众作为微观个体的复杂心理,并对政策实践者面向公众开展政策沟通具有启示意义。     

论数据使用：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利用的衔接点

个人信息与数据利用在法律保护的价值取向和规则设计上存在着天然的矛盾。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个人信息处理作为规范对象，实际上是对数据使用行为加以规制。对数据使用的理解成为二者有效衔接的关键。解析不同时代技术背景下的数据使用后发现，其法律内涵与具体规则是相互影响变化的。相较于信息的数字化，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使用以实现信息的增量和再创造为目的，呈现出新的核心特征。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需对增量信息的数据使用行为加以判断，建议在现有规则下增加用户感知标准。     

美国“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及中国的应对——兼论东盟国家的立场与选择

2022年5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提出了“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这一海上安全新倡议。其根本目的是，在战略上，填补美国在海上“灰色地带”的空缺，重塑美国海洋大国的影响力；在战术上，包括利用与其他参与国的合作，形成多方异地联动的互动格局，让其他国家在分担美国压力的同时，形成共同在海上应对中国的合力。为此，拜登政府尤其看重并拉拢一些东盟的南海“声索国”。在实施过程中，IPMDA打着“打击非法捕捞”“人道主义援助”“联合救灾”等具有极强欺骗性的幌子，在全球海域构建海域情报信息共享网络，不断强化对中国渔民作业船只的跟踪监视，并公开阻扰和干预中国渔民正常且合法的海上捕捞作业。美国还先后派出多艘海洋测量船和海洋监视船在南海海域秘密展开水文调查，探测海底地形，对中国和相关地区内国家构成严重的侵权，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IPMDA是在大国博弈的时代背景下推出的，蕴含着明显的冷战思维和服务于美国自身利益的战略动机，它不仅大大挤压了东盟自身的战略选择空间，还破坏了东盟的“中心地位”，东盟国家对其表现出3种并不完全一致的立场，但更多的是疑虑和观望。多数东盟国家在...     

风险沟通渠道如何影响公众防护行为？——基于H市登革热防控的实证分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给公众心理造成严重冲击，其管理过程也给政府风险沟通带来了挑战。回顾现有风险沟通研究发现，多种风险沟通渠道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防护行为的影响效果仍存在争议，尚不能为政府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文章在健康信念模型基础上，引入心理距离理论构建研究框架，分析风险沟通渠道对公众防护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对H市登革热防控风险沟通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政府通过传统媒体渠道、新媒体渠道、专业渠道进行风险沟通，会促进公众更加积极地采取防护行为；防控效能是风险沟通渠道和公众防护行为的中介变量，而风险感知对风险沟通渠道和公众防护行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通过对风险沟通渠道如何影响公众防护行为的研究，可以为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开展有效的风险沟通提供参考。     

创造性使用教材 构建活动型学科课程

“课程内容活动化”和“活动内容课程化”是活动型学科课程的基本要求。教材既承载了课程的主要内容，也提供了配套的活动情境。读懂、学通教材是打造活动型学科课程“到哪去”“分几步去”“怎么去”三部曲的关键抓手。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教师可以把教材作为抓手，通过对教材编写意图的解读来确立教学目标，厘清教材的内容逻辑以设计组织活动的议题线索，结合学情改编教材情境，引导学生在解决梯度问题的活动中培育学科核心素养。     

动机理论及其国际关系相关性

国家动机也是国际关系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以边沁的巨著《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为 基本文本，结合现代心理学在动机理论上的基本认识，可以发现，动机是内在需要或/ 和外在诱因 的产物，而意图则是动机的产物，在性质上，意图存在好坏善恶之分，而动机本质上无所谓善恶；鉴 于动机的性质判定在国际关系实践中的普遍性，判定动机的性质应该遵循三个原则：普遍道德原 则、情势论理原则和功利主义原则（效果原则）；边沁的动机理论的国际关系意义在于：注重国家动 机而非仅仅注重国家的话语和行为，国家动机判定应避免以抽象的国家利益为基准，同时坚持情 势论理原则和历史效果原则，注重动机的转化，使他国动机由于己不利向至少于己无害方面发展     

国际安全态势分析与预测(2016-2017年)

2017年最新出版的《国际安全态势感知指数》对世界上169个国家的安全态势进行了排名,从而为理解当今的全球安全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同2016年版的《国际安全态势感知指数》相比,新版的感知指数在变量选取上有了较大的突破,其主要特点是对变量的数量进行了精简,将变量数量从先前的五十余个缩减到十余个,并且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特点选择具有针对性的变量,以求更加准确地反映不同国家对于安全的客观需求。同时,2017年的研究报告实现了变量的动态调整,即坚持在开放的数据源当中随机挖掘数据,以保证随机变量可以不断涌入,从而实现可以剔除冗余变量以及寻找最紧密的关联关系。通过定量分析,可以发现2016年各个国家的安全态势相比于2015年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全球整体安全形势渐趋恶化,欧洲正在滑入“恐怖深渊”；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多事之秋”,西亚北非深陷全球冲突“风暴中心”；全球恐怖主义由传统活动区域向周边国家扩散,“独狼式”攻击成为恐怖攻击新潮流。在此背景下,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排名变化较为明显,西欧地区的安全态势呈现出恶化的趋势。